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時，蘇聯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鼓勵小農、小工商業、甚至較大企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則致力於發展重工業。蘇聯也請外國人來投資。跟當時不少人一樣，鄧小平認為這種經濟體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允許私人企業和鼓勵外國投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類似於鄧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當政時實行過、後來又在1980年代再次採用的政策。 還在莫斯科時，21歲的鄧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非同尋常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終生未曾改變。不妨舉個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825-33. Accessed: 7/1/2013
淮海戰役從1948年11月初打到1949年1月，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國民黨的參戰軍隊大約為60萬，由精明強幹的將軍指揮；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約為50萬，此外中共還動員了一百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了七十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中共的戰略是引誘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打一場殲滅戰，以減少渡過寬闊的長江時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這個戰略的人是華東野戰軍（後來的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副手、才華出眾的粟裕將軍。雖然鄧小平在淮海戰役期間與延安保持著密切聯繫，但毛澤東留給中共地方司令員自行決策的空間要遠遠大於蔣介石給其將領的空間。此時蔣介石已經對中共軍隊的高昂士氣深感憂慮——他們都是貧苦農民，盼著打了勝仗之後自己家裏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戰役之前，蔣介石的軍隊在東北被中共的軍隊打敗，也使他對內戰的結局產生了悲觀情緒。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在人數上多於劉鄧大軍，在淮海戰役初期的戰鬥中殲敵也比受到敵軍重兵圍困的劉鄧大軍更為成功。時稱「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不久後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在投入戰鬥後傷亡慘重，需要粟裕的華東野戰軍及其炮兵前來增援。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中共軍隊納入鄧小平總書記的統一領導。 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領導作用並非沒有爭議。劉伯承擔心部隊的安全，試圖挖掘更多的戰壕以抵禦國民黨軍隊的優勢火力，鄧小平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小平說，他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更大的危險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傷亡，也沒有讓部隊挖築更多的防禦工事。 但是，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領導的50萬中共大軍，在戰役的後期還是佔了上風。這一場大戰既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士氣的勝利，此後蔣介石的軍隊便退居守勢，共產黨的軍隊則繼續向南和向西推進。事實上，淮海戰役之後，國民黨已經難以集結大軍抵抗共產黨的進攻了。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的長江，迅速地西進、南進。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問鄧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麼時候感到最幸福，鄧小平回答說，是他們克服兵力裝備都不如對手的雙重障礙，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那三年。他特別提到了橫渡長江的壯舉。隨著中共軍隊的節節勝利，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取，部分軍隊需要留在城市建立軍管會，以便管理城市和開始政權過渡工作。中共軍隊攻佔上海後，鄧小平有幾周的時間親自負責接管上海市政府各個部門的軍管會工作。過去一直不暴露身分的上海中共黨員和支持中共的「進步」青年協助共產黨接管了城市。鄧小平會見當地各行各業的領袖，解釋黨的政策，選拔和任命下級部門的領導，以便在短暫的過渡期能夠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他還大力發展新黨員，以擴大上海地區的領導力量。上海市民對國民黨的腐敗和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普遍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但是，中共還是用了數年時間，才克服了內戰造成的破壞和混亂。在領導了上海的政權過渡之後，鄧小平離開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隊，開始向大西南進軍。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985-1012. Accessed: 7/1/2013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在一次政變中被他的同事趕下台。毛澤東本來就對那些不對他言聽計從的部下感到不放心，這一事件後更多地談到接班人問題，也越發堅定地要求對他個人的徹底效忠。1965年2月，毛澤東讓妻子江青引發批評，說黨的幹部沒有完全擁護毛的革命路線，並在1966年5月中旬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親自帶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毛澤東看來，「走資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沒有完全服從他領導的人。他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當權派，在高級幹部中巧施離間計，同時依靠林彪控制軍隊，將一大批老幹部整下台，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24-29. Accessed: 7/1/2013
對大躍進的普遍不滿讓毛澤東怒氣衝天。例如，劉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責毛澤東要為大躍進的失敗負責，並且拒絕為自己當初的支持承擔全部責任。這使毛澤東十分氣憤，決心把他除掉。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之後繼續和劉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讓毛澤東感到不快。因此當1966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時，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說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 毛澤東的攻擊猛烈且具有報復性。從1966年底開始的批判日復一日地持續了數月，報紙廣播對劉鄧的批判鋪天蓋地。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和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卻與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療，在軟禁中死於開封；他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監獄。 1967年，毛澤東把鄧小平夫妻軟禁在中南海（緊鄰天安門，是黨的高層領導生活和辦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趕走以後，他們便同外界失去了聯繫，兩年間不知孩子們的下落。他們把時間用於讀報、看書和聽廣播，每天打掃門前的道路。他們的處境比很多挨整的幹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裏，他們得以免受紅衛兵的批鬥，並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廚師和一名警衛，還能夠用節餘的工資購買必需品。毛澤東既要在鄧小平的個人效忠問題上給他點教訓，也為日後重新啟用他留有餘地。 鄧小平的子女卻沒有得到同樣的保護。他們受到紅衛兵的批鬥，被迫交代父親的罪行。大女兒鄧林在藝術學院受到批鬥，在北京大學唸物理的長子鄧樸方也在校內受到迫害。1967年，兩個年齡較小的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的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紅衛兵經常不事先通知就闖入家門，強迫他們低頭彎腰站著，搜羅有關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們大聲喝斥，在他們的牆上貼大字報，有時還摔東西。後來，三姐妹和鄧質方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 1968年，成立了一個調查鄧小平「罪行」的「專案組」。他們向認識鄧小平的人提問，調查他脫離紅七軍、與被毛澤東批判的彭德懷繼續保持良好關係等罪行。作為調查的一部分，鄧小平寫了一份自己八歲以後的履歷，一一羅列出他的全部個人交往。幸運的是，他早就養成了不留任何字跡的習慣，而他的工作也從未使他與國民黨官員有過密切接觸。在1969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江青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被毛澤東拒絕。毛繼續保護鄧小平，以防他受到激進派的攻擊。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30-51. Accessed: 7/1/2013
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鄧小平的一生與毛澤東難分難解，就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他十分崇敬毛澤東取得的豐功偉業，忠心耿耿地為他工作了將近40年。然而毛的政策卻重創了這個國家。他不但發動紅衛兵把鄧小平打成第二號「走資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說他沒有被出賣的感覺，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個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會思考若是有機會回京，他該如何與毛澤東相處。對鄧小平來說，問題不僅是毛在世時如何與他共事——只要毛還活著，就一直是老大；他還要思考如何盡量擴大毛澤東所能容忍的決策空間。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毛澤東已經75歲，而且身體不好，他不可能萬壽無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對待毛的聲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後應當採取什麼路線。 當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魯曉夫譴責史太林時，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魯曉夫那種感情用事的抨擊給蘇共和曾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創。雖然中國的報刊廣播對鄧小平的批判鋪天蓋地，把他說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遠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決心，自己絕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問題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在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對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毀掉一生的人對他的仇恨，以及很多黨內幹部對他犯下錯誤的嚴重程度的認識。鄧小平如何才能維持人們對黨的信心，相信黨能夠提供正確領導，避免傷害那些曾經為毛澤東工作的人，即使他改變了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有充分證據表明，當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已經成竹在胸。中國領導人應當頌揚毛澤東，繼續尊敬他。但是在解釋毛澤東思想時，不應把它當作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對時代環境的成功適應，這樣理解毛的思想可以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提供適應新環境的迴旋餘地。 鄧小平去江西時，已能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將發生劇變的曙光。自南北韓戰爭以來，即使是在鄧小平主持「九評蘇共公開信」的1960年代前期，中國對西方都一直大門緊閉。然而，由於布列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脅性的理論，主張在共產黨國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脅時干涉其內政是正當的，加之第二年中國又跟蘇聯在烏蘇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毛澤東在1969年曾讓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就如何對付蘇聯的危險出主意，他們對毛澤東想讓他們說什麼心知肚明，便回答說，中國應當主動與西方修好。 鄧小平在江西可以看報紙，鄧樸方到來後他還可以收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當他在1970年獲悉中國和加拿大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時，立刻便意識到基辛格後來承認的當時美國官員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準備跟美國發展關係的信號。1971年，仍在江西的鄧小平又獲悉：北京取代臺灣成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又有11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為1972年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的訪華作準備。第二年他又獲悉日本正式承認了中國。 鄧小平知道蘇聯在1950年代的援助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有多大幫助，他自然會思考如何擴大對西方的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對外開放時如何應付國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如何維持一種強大而具靈活性的政治結構。 日本是一個因與西方建立密切關係而受益的亞洲國家。鄧小平去江西時已經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十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將被進一步拋在後面。西方願意轉讓新技術和設備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中國應如何跟美國發展關係，從而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 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1969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南韓，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國人看到中國大大落後於歐洲，懷疑中國的傳統不利於現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華人地區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何中國就不能有同樣快速的發展？ 鄧小平在江西時更加堅信，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經驗使他深知大躍進的失敗是多麼嚴重，由於其他領導人總是閱讀有關地方成就的浮誇報告，很難對此作出評價。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樸方1971年6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 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於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樸方，鄧小平的四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鄧榕從陝西北部的農村完成勞動回到江西後告訴家人，農村地區仍然沒有廁所和豬圈。幾個孩子也都向父母談到農民不得溫飽的處境。他們描述了經濟的衰敗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所受到的破壞。鄧小平顯然被這些事情所觸動，在聽孩子們講話時一言不發。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24-70. Accessed: 7/1/2013
有觀察家認為，周恩來對林彪之死會幸災樂禍，其實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個人感情上的強大自制力聞名，可是在林彪墜機後不久，當他向副總理紀登奎說明國家面臨的困難局面時，不禁潸然淚下，必須停頓片刻以控制個人的感情。他一邊說一邊哽咽。據說周恩來一生只哭過三次，一次是因為他遲遲才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為葉挺的犧牲，他們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戰友，還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來對林彪之死的這種情緒反應，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雖然是個著名的激進派，但他務實、重秩序，周恩來很容易與他共事。此外，周恩來在毛澤東手下鞠躬盡瘁幾十年，如今國家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破壞後，再次面臨大動盪，這讓他憂心忡忡。他深知每邁出一步都是艱巨的任務。有人認為周恩來也是在為自己落淚。到那時為止他尚能避免毛澤東對他的猜忌和懲處——兩個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喪命。他一直設法只當三號人物，現在自己卻也成了二號人物。他知道毛澤東會疑心。確實，毛在兩年之後便開始批他。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471-81. Accessed: 7/2/2013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鄧小平不同，對細節有著驚人把握能力的周恩來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澤東一給他活動空間，他便運用自己過人的記憶力，對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達了特別的關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屬都萬分感激周恩來救了他們的命，減輕了他們的痛苦。周也對鄧小平及其家屬給予了相同的關照。1972年12月，周恩來覺得會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便敦促汪東興加快給鄧小平安排工作的進程。 但是，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為他擔心這會觸怒毛澤東，而他的擔心看來也很有道理。周恩來在195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曾惹惱過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自己從良心上不能贊成毛的冒進的經濟政策。自那次受到批評後，他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裏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58年1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使出渾身解數，痛苦地執行著毛的指示，同時也盡力保護他覺得自己能夠保護的人。在充滿感情糾葛的環境中，他是平衡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的大師。大概無人能比周恩來更懂得揣摩毛澤東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讚周恩來融政治技巧、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一貫的沉著老練、翩翩風度以及為受迫害者提供誠懇幫助於一身。很多瞭解形勢的人認為，周恩來在緩和毛澤東的極端做法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則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有人問，倘若周恩來沒有阻止政權的垮台，那些罪惡難道不是能提前結束嗎？ 無論人們對周恩來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點是清楚的，在處理當時毛澤東議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上，沒有任何人具備周恩來那樣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墜機兩個月以前，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墜機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為次年2月的尼克遜訪華作準備。基辛格後來寫道，他認為周恩來是他遇到過的兩三個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據基辛格的助手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與周恩來見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著參加由兩個世界頂級大師進行的冠軍爭奪賽一樣。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20-42. Accessed: 7/2/2013
1972年8月3日，在數月沒有得到毛澤東或汪東興的答覆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打消他估計毛仍然對他抱有的疑慮。他首先說，他已經聽過向他所在工廠的全體工人傳達的有關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雖然當將軍有一套，但在長征期間曾秘密夥同彭德懷反對毛主席。他還回顧往事說，林彪在抗美援朝時拒絕了毛主席讓他率軍作戰的要求。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圖，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講「老三篇」、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的做法；還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應當得到運用。鄧小平又說，林彪和陳伯達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他感謝主席在文革期間保護了他。鄧小平毫無愧疚地講著他認為毛澤東愛聽的話。 鄧小平在信中強調說，他認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檢討中所說的所有內容。他再次檢討了1931年自己在廣西離開紅七軍的錯誤，另外還承認自己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工作也有缺點，有時候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他在1960至1961年沒有消除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他沒有有效貫徹毛主席關於抓好在內地建立關係到國防的「三線工業」的工作的決定。他也沒有在做報告前及時地向主席請示。鄧小平承認，文革揭露他的錯誤是完全應該的。他在信中還試圖打消毛澤東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自己絕不會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鄧小平信中所言顯然也正是毛澤東想聽到的話。1972年8月14日，收到鄧小平的保證書沒過幾天，毛澤東就向周恩來總理作出書面指示，讓他安排鄧小平返京。毛澤東再次說，鄧小平的問題不同於劉少奇，他沒有歷史問題，沒有投降過敵人。此外，鄧小平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還為黨和國家做過其他一些好事。周恩來在收到毛批示的當天就把它轉發給了中央委員會。可是由於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撓不讓鄧小平回來，事情一時沒了下文。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69-86. Accessed: 7/2/2013
在清除林彪對軍隊影響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社會上開展了一場批判林彪餘黨的政治運動。有人發現林彪在讀過的書的頁邊上寫有尊孔的話，於是這場批判林彪和另一個被指責有中庸傾向的人——周恩來——的運動，便被稱為「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以1974年的元旦社論作為起點，一直持續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標是軍隊中與林彪關係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1月底，江青開始利用這場運動批判周恩來。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們還把矛頭對準「周公」。周恩來雖然受到傷害，但他度過了風暴。他繼續擔任總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儘管不再讓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談判。 然而就在這場運動前後，毛澤東不時又從煽動者搖身一變成了胸懷大度的人。他指責「兩位小姐」在批周時就像小兵冒充大帥，還批評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做得太過火。他甚至對江青說，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觀點。毛還說，她宣稱周的問題十分嚴重、應當叫作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一點是錯誤的；她說周恩來迫不及待想篡權，這一點也是錯誤的。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警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詞來稱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激進派。這四個人並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和周密計劃的幫派，但他們確實扮演著批周的核心角色。 「四人幫」的名稱及其所表示的他們是危險分子的意思後來廣為人知。江青繼續批判周恩來和老幹部，同時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批判對象。但是當時還不可能觸及那個能讓「四人幫」整人的人——毛澤東。事實上，有些大膽的人只在與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談中會豎起四個指頭，然後晃動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幫」，還有第五個人：毛澤東。 受到批判的周恩來癌症病情加重。為了做手術他於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之後大多數時候都住在醫院一個舒適的套房裏，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來很能體諒人，他知道鄧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為有毛的壓力。1974年初他已經開始和鄧小平密切合作處理外交問題。當時周恩來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鄧小平成了事實上的代總理。鄧能回來工作是得益於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但是在1974年和1975年，他和周恩來再次緊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國、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樣。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也要求他與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這一點。但是隨著周恩來的身體日漸虛弱，江青開始擔心毛澤東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給鄧小平，於是把批判的矛頭轉向了他。江青的感覺沒錯，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澤東日益信任鄧小平的最突出的標誌，是他選定了鄧小平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的中國領導人。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799-1825. Accessed: 7/2/2013
當時王海容和唐聞生已經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和鄧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對江青很生氣，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擊別人，她卻跟人鬥個沒完。[2-118]他在11月批評江青，說她到處插手，批評政府文件（例如關於購買外國輪船的決定），以及不經商討就發文件，還想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自己組閣。毛澤東借用《西廂記》中的人物對江青說，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動作的紅娘。但毛澤東並沒有拋棄江青。她已經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盟友，只要毛想整誰，她一定會整誰；況且他有可能還需要她整人的本領。但是至少在那時，由於毛澤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他壓住了江青，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948-55. Accessed: 7/2/2013
四十多年來，鄧小平對毛澤東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歡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對象，自己的長子跳樓致殘，他對文革無疑抱有強烈的反感，但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把個人感情與國家大事分開，無怨無悔地聽從毛的命令。那麼，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圖，為何現在非要拒不服從呢？鄧小平知道，毛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操控大局於股掌，事實上他已經來日無多。但是，答案還要從鄧小平對中國未來需要的評估中找。薄一波後來說，如果鄧小平肯定文革，他就無法進行整頓，無法做到「實事求是」，也無法實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們的思想。他會留下擁護過去錯誤政策的紀錄，使他無法去做他認為推動國家前進必須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職的造反派也會捲土重來，使他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假如他能在毛澤東死後獲得一定的統治權，他需要與階級鬥爭劃清界線，繼續他的整頓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視文革為一場災難的人與他充分合作。 如果鄧小平聽從周恩來或陳雲的勸告，他就要屈服於毛的壓力，這也許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鄧小平沒有屈服。據鄧榕回憶，當父親在年初開始大力進行整頓時，他已經估計到有可能挨批和丟官，他已經作好了精神準備。儘管鄧小平在當時處境艱難，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時，他在1975年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拒不讓步的做法卻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325-37. Accessed: 7/3/2013
鄧小平希望緩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在12月21日給他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上自己口頭檢討的紀錄，他說，這只是個初步的檢討，希望能夠得到主席的教誨。不出意料，毛澤東認為他的「檢討」太敷衍。他沒有作出答覆，而是擴大了批鄧運動。1976年元旦一過，汪東興就讓鄧小平看由毛澤東批准的元旦社論。這篇社論說，抓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等待什麼，他立刻動筆又寫下一份書面檢討，於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書面檢討中重複了12月20日的話，僅僅補充說，自己有時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佈政策。在後來受到江青等激進派批判的會議上，鄧小平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寧肯受罰也不說中國要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周恩來在鄧小平交出檢討五天後去世，鄧小平很快就被華國鋒所取代。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379-86. Accessed: 7/3/2013
1975年毛澤東是有意願轉向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但鄧小平的動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手中仍握有大權，他能收緊韁繩，能撤掉鄧小平或讓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經沒有精力或勢力去控制他手下幹部的思想了。從短期看，鄧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對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認錯，使他在1977年復出時擁有了一個十分牢固的起點。那時候，他將解凍他在1975年建立並推進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計劃。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450-55. Accessed: 7/3/2013
從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內，中國有四位高層領導人離開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頭子，專替毛澤東做見不得人的事，在他佈置下有數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幹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著是總理周恩來，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紅軍締造者，早期軍隊領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萬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隨著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幫」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個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隻手就能撼動整個國家的時代結束了。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683-88. Accessed: 7/3/2013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200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10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後，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衝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 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10萬民兵鎮壓示威群眾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3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麼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 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於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們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 4月5日下午6點30分，政治局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根據政治局批准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8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繫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10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後，夜裏11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1,000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38人（按後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260餘人，先後共拘押388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跡。但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 幾小時以後，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佈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開宣佈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當時在中央檔案館工作的高文謙說，對毛澤東來說，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喪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他﹞身後恐怕也難逃歷史的清算。⋯⋯毛澤東內心的沮喪和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中國當時並不採用投票選舉方式，甚至連村級選舉也沒有，但是天安門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眾政治覺悟最高的北京，毛澤東已經失去民心，周恩來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鄧小平也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成為主要領導人。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861-92. Accessed: 7/3/2013
雖然華國鋒很少能見到毛澤東，但是在4月30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Robert Muldoon）訪華期間他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拿出一張紙，在上面潦草地塗了幾句話交給華國鋒：「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當時沒有把毛澤東這條最後的指示公之於眾，但紙條的真實性和毛澤東的意圖無人質疑。毛選定了華國鋒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斷是，華國鋒會一直忠實於他和他的路線，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團結激進派和老幹部的想法卻未能如願。毛去世之後沒過幾天，華國鋒就斷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共事。毛澤東還希望華國鋒在葉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的支持下，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領導班子，這個願望也未能變成現實。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916-23. Accessed: 7/3/2013
毛澤東的去世讓舉國陷入受政府引導的悲痛之中。這是一個領導了中共40年、領導了國家27年的傳奇人物；政治上一無所知的普通群眾一向接受著熱愛毛主席的教育，為他們頂禮膜拜的領袖的去世而落淚，表達著他們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參加「四五」遊行的人也在擔憂毛的去世將對國家的未來、甚至對自己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會回到1966年至1969年的混亂狀態？政府是否會崩潰，使得國家陷入內戰？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975-79. Accessed: 7/4/2013
江青曾對她的西方傳記作者洛葛仙妮・維特克說：「性愛在最初幾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長久使人著迷的是權力。」毛澤東去世後，她曾驕傲地宣佈自己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一條狗。也許她還應當在「狗」前面加上「會咬人的」，這更能說明她的特長：她在肆無忌憚地毀滅毛認定的打擊目標這一點上無人能比。清楚她來歷的有教養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個專門和上層人物打交道的蕩婦和不正當地發跡的二流戲子。她缺少那種自然而然獲得權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風度，表現出急於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為她工作的人也認為，她蠻橫無理，從來不體貼別人。她對1940年代以來一直躲著她的那些黨內老幹部恨之入骨。通過為毛澤東辦事，她得到了反擊的權力。作為毛澤東最壞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國為千夫所指。毛澤東從1974年開始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把她視為需要加點約束的炮筒子。但毛澤東仍然喜歡她的忠誠，關心她的生活，對她加以保護，以備自己的不時之需。 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曾經想讓江青掌握大權。而每當她暴露出這種野心，毛就會管束她。毛正式任命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之後，她登上權力頂峰或在領導層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雖然她的野心並未隨之消失。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3995-4006. Accessed: 7/4/2013
學者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談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運時說：當儒家思想喪失活力時，它雖然仍被供奉於廟堂之上受到人們祭拜，但是它已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聯繫。同樣，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之後，毛仍被供奉在神壇上，到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參觀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但是他的激進思想、他的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了。 其實，毛澤東激進思想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分離過程，早在1974年毛澤東宣佈支持安定團結時就已經開始了。1975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以及1976年初華國鋒掌權時期，這個過程一直在繼續。「四人幫」被捕後，激進的毛主義終於失去了最後的有力擁護者。宣佈「四人幫」被捕之後自發的歡慶，以及先前「四五」運動時的民意宣洩，都是強大而明顯的象徵，表明群眾憎恨給國家帶來嚴重混亂和破壞的毛澤東的激進思想。 後來的審判「四人幫」成了一次全民觀賞的廟堂祭典，這次審判中對毛澤東激進思想的譴責沒有針對毛，而是被轉嫁給了「四人幫」。其實，包括一些慶賀「四人幫」被捕收審的幹部在內，很多人過去都曾信奉毛的激進理想，甚至參與過實現這種理想的努力。儘管如此，「四人幫」的覆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想通過不斷革命和階級鬥爭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滅。中國人在這種局勢的轉折中表現出的興奮和釋然，後來將會變成支持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深厚基礎。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4114-27. Accessed: 7/4/2013
毛澤東位居黨政軍之首，統治了中國27年，使別人很難向他發起挑戰，但他權力的核心一直是個人性的。他的權威不是來自他的官方職位，而是源於他在領導革命取得軍事勝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對權力純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紀律嚴明的黨和受到控制的宣傳工具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4322-25. Accessed: 7/4/2013
《人民日報》的「兩個凡是」的社論——標題是「學好文件抓住綱」（「綱」指階級鬥爭）——在2月7日一發表，立刻就成為高層幹部爭論的焦點。假如毛澤東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麼對於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話。「兩個凡是」的社論刺激了批評華國鋒的人，而是否讓鄧小平復出則成為爭論的中心。《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後來說，「兩個凡是」一文堵死了讓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復出的道路，也使參加過「四五」天安門事件的人無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錯案無法得到糾正。鄧力群是奮起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之一，他把這個問題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請政治局給予注意。按照慣例，在預定召開的黨代會之前要舉行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允許比較自由的討論，取得共識，以便獲得參加黨代會的人一致擁護。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加強了鄧小平的地位，鞏固了對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上得到批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為籌備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開始大聲疾呼。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4436-47. Accessed: 7/4/2013
7月21日，在實際上是他的復職演說中，鄧小平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沒有人對鄧小平的選擇感到驚訝：他是想做點工作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去世後依然揮之不去的大氣候，鄧小平在規劃自己的事業時仍要當心。他首先重複了一句套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然後他才談到他認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其次是黨的建設。他再一次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教導要有靈活性。他說，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話與當時的情況割裂開來，說它們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合，但毛澤東對不同的情況是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的，必須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把他的教導正確運用於每一種實際情況。他還說領導集體要促進黨內民主。四年後鄧小平的權力得以鞏固時，批評者說他對黨內民主已經不感興趣，而是把權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4554-62. Accessed: 7/4/2013
鄧小平後來對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發表時，他並沒有注意，爭論熱起來以後他才找來看了看。他說，這是一篇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文章。他表揚了胡耀邦組織的《理論動態》理論班子，並且說應當讓它繼續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東興等領導人搞好關係，鄧小平安慰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因為另一些領導人支持「兩個凡是」而發生一點鬥爭也是難免的。鄧小平在爭論的關鍵時刻給予了支持，這讓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沒有這種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許會心灰意冷地屈服。「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這兩篇文章成了磁鐵的兩極，各自吸引著持有兩種不同觀點的人。雙方的爭論暴露和加劇了華國鋒支持者和鄧小平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前者擔心正統思想鬆動的後果，後者則要極力擺脫頑固僵化的教條。辯論使用的是意識形態語言，其熱情卻是源於政治背景。在中共內部，公開直接批評領導人一向屬於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華國鋒，文革的受害者則普遍支持鄧小平。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4779-88. Accessed: 7/5/2013
由於中國剛開始走出冷戰的思維模式，谷牧代表團的成員以為他們會被當作敵人看待。雖然有出國之前為他們準備的情況簡報，但東道主的友好和開放還是讓他們吃驚。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工廠等設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對一般中國人也不開放，因此對於歐洲人願意讓他們參觀工廠、辦公樓、商店和幾乎所有其他設施，他們無不感到詫異。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045-49. Accessed: 7/5/2013
3月25日，曾經當過兵的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大膽邁出了突破舊框框的一步，他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點名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魏京生沒上過大學，這篇文章也缺乏對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彌補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個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監獄，母親被關起來後因不堪凌辱而自殺。魏京生本人曾被安排到新疆的邊遠地區工作，他所見到的乞討者讓他內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為什麼死了那麼多人，一些幹部卻享受著極為舒適的生活。他抨擊中共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遮掩這個事實上並未改變的階級鬥爭體制的弊病。他質問道：「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嗎？沒有。人民不想當家作主嗎？當然想⋯⋯人民終於明白了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有了清楚的方向和真正的領導者——民主的旗幟。」魏京生的這些公開言論使他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關注焦點，他被奉為中國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頭號代言人。 大約就在這時，中國的對越戰爭（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已經結束，鄧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等國內事務（關於這場戰爭見第18章）。直到那時「民主牆」在政治上對鄧小平一直有很大價值：它使群眾能夠有一個渠道表明他們反對「兩個凡是」，反對「四五」事件的處理方式，反對毛澤東的錯誤；這為鄧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間，使他可以實行新的路線，而又不必親自參與這種批判。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769-82. Accessed: 7/5/2013
鄧小平剛剛接過權杖時，可能理論上認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勵在黨內有更多的民主討論。但是，當抗議者吸引了大批群眾，開始反對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時，他斷然採取措施壓制了這種挑戰。正像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所說的，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雖然華國鋒是黨的主席和總理，但決定壓制批評的是鄧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幹部根據正在發生變化的政治氣候和鄧小平本人的意見，發出規定宣佈：「禁止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大字報、書籍、雜誌、圖片等材料。」[8-16]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782-88. Accessed: 7/5/2013
3月16日，即中國軍隊打了一個月的仗後撤出越南的當天，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對對越戰爭作出說明。此時他已經完成了訪美和對越戰爭，因此能夠重新關注國內的基本政治問題。他向與會者保證，總的形勢是好的，有利於全國的安定團結，但是他警告說，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因此必須堅定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他警告說，不然的話，黨本身也會受到攻擊，這有可能導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定，對整個這段歷史的否定。鄧小平認為，為了維護安定團結，黨應當把對一些歷史問題——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先放一放。這位中國頭號領導人提醒說，報紙對這個問題必須當心。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864-69. Accessed: 7/5/2013
鄧小平想要允許比毛時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確立一些原則，明確劃定哪一些政治言論可以接受，哪一些則不可接受。他對胡喬木、胡耀邦和其他講話起草人說，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說明自由的界限。雖然準備這篇講話只用了兩三天時間，但它不僅為務虛會第二階段定了調子，而且成為此後二十多年判斷文章、書籍或電影在政治上是否違規的指導原則。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879-82. Accessed: 7/5/2013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闡明了不容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間劃定了界線。寫作不能挑戰以下四點：（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的領導；（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仍然承認，中國在某些領域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犯下嚴重錯誤，也會出現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幫」造成的情況。但是他否認中國的問題是由社會主義造成的；在他看來，中共統治之前的封建歷史和帝國主義才是成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縮小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還會繼續縮小這種差距。此外，儘管允許「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這仍然是現代化的基礎，但是為了對付反對社會主義及其社會秩序的敵對勢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敵特人員和犯罪分子——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必要的。他說，就像現代化一樣，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發展。 如果鄧小平認為有什麼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受到批評時他會本能地發怒，強調公開批評黨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認「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他說，歷史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但人民會對這個人表達崇敬。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氾濫的批評，能幫助鄧小平弱化對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堅持，不再死板地解釋毛澤東說過的每一句話，為批評黨在過去20年的錯誤創造了空間。但是，鄧小平仍不想讓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現，他仍要在公眾面前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形象。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884-98. Accessed: 7/5/2013
作為一名遵守紀律的黨員，胡耀邦於4月3日在務虛會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但是，在務虛會第一階段聽過胡耀邦講話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儘管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於現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劃定自由的界限上，他們的分歧卻愈演愈烈，最終導致鄧小平在1987年決定將胡耀邦撤職。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903-7. Accessed: 7/5/2013
像1957年的毛澤東，1979年的鄧小平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繼續為四化積極工作。但是，在鄧小平統治時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為止，在自由的邊界問題上他將面對持續不斷的拉鋸戰。這場拉鋸戰最終在1989年6月4日導致了一場悲劇。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5928-31. Accessed: 7/5/2013
毛澤東對中國懷有過於宏大的、超越了現實國情國力的構想。鄧小平與毛不同，他一向很現實，承認中國的弱點和落後。但是他也具備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著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它有著悠久而偉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來自他個人戰勝重重挑戰而取得成功的經歷，也來自於他對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全面瞭解。和蘇聯的一些領導不同，他無意討好洋人。無論洋人如何擺出泰山壓頂的氣勢，他從不自覺矮個半截。相反，他在與外國領導人打交道時，把他們視為解決問題的夥伴，很快就直奔主題。由於沒有心理負擔，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堅決抵制他認為不符合中國利益的外來壓力。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061-66. Accessed: 7/5/2013
鄧小平後來對李光耀說，停止援越不是因為中國難以同蘇聯的援助數量一爭高下，而是因為越南人要在東南亞謀求霸權。蘇聯很願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從中漁利，但中國不想這樣。 一個月後的1975年9月，越南最高領導人、越共第一書記黎筍率團訪問北京，希望避免與中國徹底決裂。他們想得到中國的部分援助，以便對蘇聯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處在毛澤東監督下的鄧小平接待了這個代表團的來訪。他和黎筍有著一樣的目標，不要讓兩國的關係徹底鬧翻。鄧小平去機場迎接代表團，在宴會上致歡迎辭，與黎筍連續會談，又去火車站為他們送行。他促成了一份在9月25日簽署的協定，向越南提供一小筆貸款和為數不多的物資援助。假如鄧小平在1975年以後仍然任職，他也許能暫時緩和越南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敵視和兩國當時的分歧。然而在鄧失勢後，「四人幫」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要求越南譴責蘇聯的「霸權」。中國激進派的這種要求對黎筍來說太過分了，他拒絕簽署聯合公報，未舉行常規的答謝宴會就離開了北京。一個月後黎筍抵達莫斯科，在那兒如願得到了蘇聯長期援助的承諾。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於蘇聯，但它迫切需要為重建國家獲得幫助。黎筍沒有中國（或其他國家）做後盾去抵制蘇聯的要求，只好簽署了支持蘇聯外交立場的協定。越南與蘇聯的這些協議把越中關係推向絕境，促使中國加強了與柬埔寨的關係。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144-57. Accessed: 7/5/2013
鑒於鄧小平正在執行的對美對日政策，他的訪問可以說相當成功。金日成沒有和越南一起加入包圍中國的行列，繼續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在以後的歲月裏，金日成總是確信地對人說，鄧小平是他的朋友。他甚至在一個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代表團面前，替鄧小平的經濟和政治開放政策辯護。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完成了一項十分棘手的使命，否則北韓很有可能由於中國打算與它的敵國（美國和日本）交往，而疏遠中國，靠近蘇聯。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269-74. Accessed: 7/5/2013
到1978年夏天時，中國認為越南正在策劃入侵柬埔寨，而這一預測成為了中國採取行動的導火索。柬埔寨已是中國的附庸國，就像越南成了蘇聯的附庸國一樣。中國要支持這個它一直給予援助的盟友。讓中國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更多的蘇聯「顧問」和裝備抵達越南，支援進攻。美國官員估計，截止到1978年8月，在越南大約有3,500到4,000名蘇聯顧問；10月中旬又有報道說，蘇聯的貨船正在卸下飛機、導彈、坦克和軍用物資。這對於鄧小平來說已經夠了。他決定，首先要立場強硬，現代化的和平環境只能等等再說。他甚至決定與柬埔寨的波爾布特（Pol Pot）合作，此人因大肆殺戮而在國際上惡名昭彰，但在鄧小平看來，他是唯一擁有足夠軍隊的柬埔寨人，能夠成為對抗越南人的盟友。 越南從1978年7月開始轟炸柬埔寨，每天出動飛機多達30架次，9月份又增加到100架次。11月，中國領導人觀察了越南的備戰情況後斷定，越南將在12月的旱季能夠調動坦克時入侵柬埔寨。 鄧小平認為，作出強烈的軍事反應是絕對必要的。他警告越南人說，法國和美國的軍隊在越南遭受重創後，就無心戀戰了，但中國作為越南的鄰國是可以在那裏呆下去的。然而越南人並沒有把他的警告當回事。三年前鄧小平對基辛格和福特說，希特拉入侵西方，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不願意表明他們將作出強硬的軍事反應。鄧小平根據自己與蘇聯打交道的長期經驗，認為談判是沒用的。他相信，要讓蘇聯停止在東南亞的擴張，就得採取強而有力的軍事行動。他打算「教訓一下」越南，讓它知道無視中國的警告以及向蘇聯提供軍事基地，將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278-93. Accessed: 7/5/2013
在1950年代，馬來西亞這片英國殖民地上的共產主義運動十分強大，以至於很多馬來人擔心馬來西亞獨立之後會被共產主義者接管。1963年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後，馬來人害怕擁有強大政黨的華人可能主導他們的政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人口的75%是華人、當時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遺棄，被迫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此後馬來人成為明確的多數，但華人仍然支配著經濟和大學，並且他們強大的政黨一直是侯賽因・奧恩的心頭大患。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356-60. Accessed: 7/5/2013
李光耀說，東盟各國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族融合。使鄧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訴他，東南亞各國更害怕中國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後描述了東南亞國家如何擔心中國那些鼓動革命——尤其是在華人中間——的電台廣播。這再次印證了鄧小平已經從泰國和馬來西亞領導人那裏聽到的憂慮。李光耀說，東南亞人也注意到，越南總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犧牲的馬來西亞人的紀念碑獻了花圈，鄧小平卻沒有。讓李光耀感到吃驚的是，鄧小平接著問他：「那麼你和東盟各國想讓我們做些什麼？」李光耀答道：「停止電台廣播。」鄧小平說，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這讓李光耀很意外，鄧小平不同於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領導人，他在面對令人不快的事實時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不會考慮向剿共的馬來西亞人獻花圈這種事。他說，范文同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他接著又說，中國領導人是說話算數的，只要答應了的事情就一定辦到。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427-35. Accessed: 7/6/2013
從1979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多於它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貸款，總計達到2.54萬億日元（按2007年匯率計算約合250億美元）。日本企業在中國各地設廠，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前身）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它利用與日本企業廣泛的關係網，尋找願意對中國各部門的培訓計劃請求作出回應的日本企業。在鄧小平時代的鼎盛期，日本在為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提供援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6911-15. Accessed: 7/6/2013
在美國繼續對臺售武的情況下，鄧小平依然決定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關於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決定之一時有何考慮，沒有任何紀錄可考。但他知道，這個決定將使他最珍視的目標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臺灣回歸大陸——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同意呢？當時他剛剛在其勢均力敵的同事中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他可能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加強他在中國領導層中的個人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還知道，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會讓中國更容易得到它在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知識、資本和技術。布熱津斯基幾周前曾告訴柴澤民，美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機會，如果他們不迅速行動，下一個機會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來，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障礙不斷，鄧小平看到機會難得，他不想放過。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7375-82. Accessed: 7/6/2013
1979年春天，鄧小平力求對某些保守派有所安撫，他們擔心鄧小平可能大膽地推動開放。軍隊和政府的很多高層幹部對鄧小平攻打越南的決策是否明智也有所疑慮，並公然表示他們擔心鄧小平正在背叛黨，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是很重要的一步，弱化了保守派的批評。但是，他還要與抵制他的勢力周旋數月，才能牢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鄧小平得到了強大的支持，但對他的抵制也很明顯。例如，軍隊報紙《解放軍報》在5月21日的一篇報道中說，許多部隊單位抵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據一些單位說，多達三分之一的軍人不支持三中全會精神。有報道很多軍人擁護華國鋒，不是因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為毛澤東選定了他，因為他們認為華國鋒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方針。城市精英更傾向於批評毛澤東，但農村人普遍更願意接受對毛澤東的崇拜。來自農村的軍人尤其喜歡農村的集體制度，因為它給軍屬提供特殊照顧，很多人退役後有望在農村的集體單位就業，他們覺得鄧小平的改革威脅到了這種制度。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7931-41. Accessed: 7/7/2013
北京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幹部認為，鄧小平登黃山，就像毛澤東著名的游長江一樣，他要讓人們看到一個健康的領導人，準備在國內政壇上大幹一場。不過，毛澤東1966年7月暢游長江，是針對當時人們擔心73歲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國的宣傳報道過度渲染，精明的讀者很難相信，年邁的毛澤東能夠像宣傳中所說的那樣創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紀錄。而鄧小平登黃山則被當作一件平常事來看待，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體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7955-60. Accessed: 7/7/2013
在忙於黨的建設的同時，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也要應付公眾因黨把國家拖入大躍進和文革災難而對黨產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領導人仍不承認他們對這些災難負有責任，這使黨在談到其他問題時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決定，由葉劍英元帥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發表一個重要講話，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8031-35. Accessed: 7/7/2013
鄧小平在準備葉劍英元帥的講話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說，對1949年以後的歷史要從整體上給予正面評價，但也要坦率承認大躍進和文革中的錯誤，因為中國人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很清楚這些事情。要為中共歷史提供一種大眼光，為未來提供新的方向感。講話由胡喬木和大約20人的寫作班子起草，總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經高層領導人過目，由鄧小平監督著整個過程。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8036-40. Accessed: 7/7/2013
鄧小平的家人覺得他親切寬厚、言談風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對他敬重有加，卻不像對胡耀邦，或當年對周恩來那樣愛戴他。他們知道，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實際上，有些人覺得與周恩來和胡耀邦相比，鄧小平待人就像對待工具，視其是否有用。鄧小平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與毛澤東不同，他既不心機複雜，也不懷恨報復，儘管也有極少的例外。下屬認為他是一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他們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他是獻身於事業的同志，不是可以違背組織需要的仗義朋友。毛澤東性情多變，而鄧小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則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8554-61. Accessed: 7/7/2013
毛澤東鼓舞人心的講話四年後，有千百萬農民飽受饑饉；毛澤東講話近30年後，集體公社被解散。與之相反，在鄧小平謹慎理性地對他的筆桿子說明自己的觀點四年後，中國大多數農村都實行了農戶經營，農業產量飛速提高；鄧小平講話30年後，他所實行的體制仍在強而有力地運行著。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9760-63. Accessed: 7/8/2013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計有650萬年輕人從農村回到了城市。到1980年代初，估計共有2,000萬知青和工人——他們大多數原來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於國家財政十分緊張，國營企業沒有錢僱用他們。到1979年，有關「待業青年」犯罪的報道有增無減，讓領導人愈發感到不安。因此，鄧小平就像過去以饑荒作為藉口允許農民「自己找活路」一樣，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長的犯罪說服其他領導人，讓這些年輕人做「個體戶」。只要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就應當把他們看作勞動者而不是資本家。鄧小平說，應當允許他們開飯店、修理鋪或其他「個體企業」。於是在1980年初，城鎮開始湧現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攤。 但是，如何區分個體戶和資本家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講過一個有八名僱員的僱主是在剝削他人勞動的例子。因此活學活用的北京政治領導人建議，只要個體戶僱工不超過七人，自己也從事勞動，就應當被視為「勞動者」。 一旦得到允許，個體戶便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城鎮裏出現了各種小攤：理髮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車的、賣飲料小吃和各種手工或製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許這類活動在晚上營業，於是變成了「夜市」。國務院在1981年7月頒佈了指導個體經營發展的管理條例。地方政府開始就經營地點作出規定，並要求他們進行登記。城市服務業的復興就像包產到戶一樣大受歡迎，無論對於能掙錢養活自己的人，還是能得到所需服務和商品的消費者都是如此。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9879-93. Accessed: 7/8/2013
1982年，由於發現有些個體戶僱工超過八人，立刻引起了爭論。但鄧小平說，怕什麼呢，難道這會危害到社會主義？他用了一個樸素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態度：如果農民養三隻鴨子沒有問題，那他又多養了一隻鴨子就變成資本家了？給私營業主能僱多少人劃出一條界線在當時仍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需要由鄧小平和陳雲這樣的人親自拍板。鄧小平對陳雲說，如果公開討論這個問題，會讓人擔心允許私營企業的政策有變。因此他建議「僱工問題，放兩年再說」。一些企業害怕樹大招風，但也有一些企業在繼續發展壯大。這段時間鄧小平繼續避免公開表態，他的策略是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覺。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幹部正式同意了個體戶可以僱用七名以上的員工。鄧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贏得了勝利：不爭論，先嘗試，見效之後再推廣。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9893-9900. Accessed: 7/8/2013
1988年初，鄧小平決定要大膽推進改革，取消對更多商品的價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對北韓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所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改善，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在鄧小平的強大壓力下，5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價和工資的計劃。鄧小平多年來一直在瞭解物價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場價格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他對同事說，「長痛不如短痛」。長期以來不斷有人告訴他，即使物價上漲也只會是暫時的，市場的力量可以讓更多的供應者進入市場，價格自然會回落。 鄧小平此舉的另一個考慮是有增無減的腐敗，而價格雙軌制正是腐敗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雙軌制使一些幹部能夠以國家規定的低價獲得物資，再按市場上的高價轉手賣出。因此，結束國家計劃價格將可以消除腐敗的這個根源。於是鄧小平像一位無畏的戰士一樣決定義無反顧地取消物價管制，宣佈要在三到五年內完成物價改革。7月份煙酒價格放開，導致價格猛漲了200%以上。但這並沒有擋住鄧小平闖關。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0430-40. Accessed: 7/9/2013
鄧小平深知改變黨的決策會削弱黨的權威，因而他自擔任頭號領導人以來一直堅決反對公開宣佈任何決策變化。可是這一次他別無選擇。民眾的情緒太強烈了，鄧小平只好接受國務院8月30日作出的放棄取消物價管制計劃的決定。這一次政策上的出爾反爾，是鄧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來，在改革舉措上最富戲劇性的倒退。 鄧小平宣佈進行全面物價改革計劃這一決定，後來被證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他對於從長期來看此項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計是正確的——既然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就必須在某個時候放開物價。後來朱鎔基選擇在1990年代放開了物價，當時通貨膨脹壓力不大，民眾也已適應了物價的溫和上漲，因此更易於接受物價改革。朱鎔基設法避免了硬著陸，他的政策被認為是極大的成功。 鄧小平的錯誤出在對民眾情緒的短期評估上。他錯誤地以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眾接受放開物價。83歲的他已經遠離了群眾，觸及不到普通中國人的感受。鄧的家人在使他瞭解百姓感情方面起著一定作用，但他們的交往對象大多是其他高幹家庭，通貨膨脹的壓力對他們要比對普通受薪階層的影響小得多。 鄧小平的錯誤不但使他失去了民眾支持，也導致他在黨內高層的權威受損。他的闖勁和使人服從的能力大為下降。但是作為軍人的鄧小平多年練就的本領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姚依林、萬里、薄一波和喬石——改革者和謹慎的計劃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價改革問題。他承認：「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0446-59. Accessed: 7/9/2013
歷史上的先例也為鄧小平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希望。鄭成功被剛建立的清朝打敗後，率領明朝餘部逃往臺灣；22年後的1683年，當時統治臺灣的鄭成功的孫子同意臺灣重歸大清管轄。1949年蔣介石被中共打敗後，也逃到了臺灣。鄧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也會遵循鄭家的先例。1979年元旦的全國人大致臺灣同胞書宣佈，如果臺灣回歸大陸，中國將尊重臺灣的現狀。鄧小平也對薩姆・努恩的代表團說，如果臺灣回歸大陸，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一百年不變。臺灣必須降下自己的國旗，但可以保留軍隊。但蔣經國得悉鄧小平的建議後，卻作出了挑釁性的回應：他重申了增加軍事預算、加強軍力並最終光復大陸的意圖。此外他也繼續堅持臺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立法院委員則是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時，美國國會使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它於1979年4月10日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使蔣經國大受鼓舞。該法案旨在調整美國與臺灣的貿易、交往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相關條約。由於臺灣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正式代表，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臺灣關係法》的內容和精神超出了對具體條約的調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國會議員的情緒。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期間，國會一直被蒙在鼓裏；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一心想與中國恢復邦交，很少考慮臺灣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預見到美國國內支持臺灣的政治勢力之強大。美方在1978年12月的一個深夜把蔣經國叫醒，告訴他幾小時後將宣佈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這一做法被國會認為具有侮辱性，加強了國會要幫助臺灣的決心。國會中不少人得到過臺灣慷慨的資金支持，或是與對臺出售武器的公司有來往，他們認為正常化過程沒有以任何方式顧及到忠實的臺灣朋友。法案要對美國的輕慢行為有所糾正，它要求美國向臺灣提供必要的自衛武器，並宣佈，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都將引起美國的嚴重關切。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0729-46. Accessed: 7/9/2013
在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對自己能在「去見馬克思」前解決臺灣統一問題仍存一線希望。他和蔣經國有私交，兩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糖尿病的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臺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裏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臺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臺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此事過後，已屆81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沒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決臺灣問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臺灣作出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為他的繼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臺灣鋪路。 兩年後的1987年，蔣經國在病榻上廢除了實行已久的戡亂法，使反對黨合法化，從而為臺灣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礎。他也第一次允許臺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繞道香港。臺灣人很快就開始前往大陸探親，並在那裏做起了生意。由於很難區分臺灣人是否在大陸有親戚，因此不久後便允許所有臺灣人前往大陸。鄧小平歡迎臺灣人來大陸探親和做生意，他把這視為走向最終統一的步驟，儘管在他生前也許不再可能實現。鄧小平的說法是：「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0857-71. Accessed: 7/9/2013
許家屯抵港三個月後返回北京，向趙紫陽和李先念彙報了香港的整體氣氛、經濟狀況和當地中共官員的素質。他的觀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黨員長期習慣於投北京之所好，總是大唱讚歌，說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熱切期盼大陸來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討大陸歡心的港商也說，港人是多麼熱情地期盼中共領導的前景。許家屯卻大膽說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實，他彙報說，港人對共產黨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有時感到前途暗淡。他還說，香港華商的主流意見是，他們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後逃離大陸的香港商人認為絕對不能再相信共產黨。他們見識過共產黨在1950年代曾承諾善待與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後來卻自食其言，對他們進行迫害，沒收了他們的企業。許家屯的報告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說，要把重新贏得香港的民心作為頭等大事。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093-101. Accessed: 7/9/2013
1980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一種一直延續至今的惡性循環：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名望鼓舞著當地藏人反抗，從而導致北京的鎮壓；而外國人知道了鎮壓的情況後會譴責北京，這又鼓勵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復不息。但是，藏人和漢人都很清楚始於1980年代中期的對外部市場的開放以及對西藏的經濟援助給西藏帶來的長期後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獨立性的衰落。在1950年代，定居拉薩的外地人多為北京派去的中共漢族幹部和軍隊。1980年代中期以後，居住在拉薩的外地人幾乎全都是商人，他們都想利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援助所帶來的商機。很多人是來自鄰近窮困省份的回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過去外地人幾乎從來不住在西藏的農村，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外地人的數量大有超過藏人之勢。由於越來越多的藏族青年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學習漢語和接受漢族教育，無論是藏人和漢人都能看到，長遠的趨勢是將有更多的藏人學說漢語、上漢族學校、接受漢族文化的方方方面、並融入外部的經濟，雖然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誠。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440-48. Accessed: 7/9/2013
中國軍隊一攻入越南後就發現，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們預料。中國軍官因準備不足而陷入慌亂。入侵的中國軍隊都被安排了具體任務，然而他們缺少情報，與上級通訊不暢，無法迅速採取行動。各部隊之前的協調也很差，供給線拉得太長，只好派一部分軍人回到中國搞物資供應。中國軍隊用炮兵支援部隊推進，試圖集中優勢兵力對付抵抗。然而與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時不同，那時共產黨軍隊能依靠當地老百姓的幫助，而越戰中的越南當地民眾卻在為越南軍隊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援。 中國預計一周內拿下全部五個省會城市，但直到開戰三周後他們才攻下諒山。而最慘烈的戰鬥就發生在諒山附近，中國軍隊在這裡集中兵力要取得對通向南邊河內的要道的控制權，向越南人表明他們可以威脅到越南的首都。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了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據估計，中方在這次戰鬥中有25,000人陣亡，37,000人受傷。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刻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的基礎設施。鄧小平曾保證，戰鬥不會長於1962年33天的中印戰爭。中國軍隊從越南撤軍始於3月6日，3月16日完成撤軍行動，距離入侵時間不過29天。在入侵越南之後的宣傳中，無論對內對外，中方都把它稱為「自衛反擊戰」。中方辯解說，這是對1978年越南人在邊境多次襲擊作出的回應。駐紮在邊境地區並要對付越南人襲擊的軍官以及他們的上級，都不難理解「反擊戰」的必要。還有些中國官員也像鄧小平一樣，為越南不顧中方警告對華人進行迫害和驅趕感到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國高級軍事將領從未對這場戰爭表示支持。 鄧小平聲稱中國已經給了越南一個教訓，但西方的軍事分析家在評估了這場戰爭後認為，事實上是久經戰火考驗的越南人給了中國一個教訓。正如軍事分析家所指出的，這場戰爭暴露出中國軍隊除了缺少現代武器外，還有很多弱點。中國軍隊從11月到次年2月匆忙開戰，意味著它沒有作好充分準備。中方的指揮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準確的情報。具體說來，兩大軍區的指揮部在越南作戰時缺乏相互協調，互相不瞭解對方的行動；它們分別給下級單位下達任務，卻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級單位在做什麼。解放軍很難為它的表現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員抱怨說，應當允許他們一直打到金邊，奪取全面勝利。軍隊的很多將領，包括葉帥和粟裕在內，雖然沒有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他們完全反對打這場仗，他們覺得中國受到的包圍還沒有危險到非要發動這次進攻。民眾也有自己的懷疑：北京民主牆上的一些大字報指出了中國軍隊的糟糕表現，有些人甚至批評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但是，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對外國客人，鄧小平都說中國完成了它所宣佈的攻佔五個省會城市的軍事目標，更重要的是達到了整體戰略目的，即向蘇聯和越南表明，蘇聯在這個地區進一步擴張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李光耀認為：「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懲罰行動是失敗的。但我相信它改變了東亞的歷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們越過柬埔寨再進攻泰國，中國將會發動攻擊。蘇聯人不想在亞洲一個遙遠的角落陷入長期戰爭。」事實上，蘇聯九個月後對阿富汗的入侵確實給蘇聯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此，即使中國沒有進攻越南，此後蘇聯在東南亞擴張的危險也會變得很低。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851-81. Accessed: 7/9/2013
戰爭之後，鄧小平指示中國軍隊在中越邊境駐紮大量軍隊，對越南人進行騷擾。正如鄧小平對到訪的美國參議員傑克遜（綽號「鏟車」）所說，他要殺一殺越南人的氣焰，繼續教訓一下他們膨脹的野心。此後幾年裡，至少有14支師級部隊被選派輪流駐守於中越邊境附近老山的中國一側。越南則在它的北部邊境駐紮了80萬軍隊以防中國進攻。越南人口大約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後十年為保衛其邊境耗費了大量資源。 在此期間，中國利用中越邊境上不斷的小型衝突來訓練自己的軍隊，衝突的規模偶爾能達到動用一個師的兵力。在1980年代，中國大多數步兵部隊都曾被輪流派往邊境參與小型衝突。有軍事分析家指出，與世界上最驍勇善戰的地面部隊打仗，為中國軍隊提供了極好的訓練。大量中國軍隊的駐守也使蘇聯在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時變得更加謹慎。 越南對較弱小的東南亞國家的威脅，加強了後者與中國合作對抗這種威脅的願望。越南的侵略行為也導致東南亞各國加強了東盟組織的合作。當越南在1984年奪取柬埔寨一條通往泰國的要道而威脅到泰國的安全時，中國發動了自1979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邊境攻擊，迫使越南人撤退。鄧小平在1979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邊境不斷進行的軍事活動，增強了其他東南亞國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們知道中國會像幫助柬埔寨和泰國那樣幫助它們。 就像下圍棋一樣，鄧小平要阻止蘇聯和越南佔據有利空間圍住中國，同時又要護住自己的眼位。他在1984年盡力護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進入泰國進而染指重要的馬六甲海峽。在鄧小平看來，到1980年代初時，包圍中國的威脅已經被消除。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1893-909. Accessed: 7/9/2013
鄧小平對1980年波蘭罷工的反應，類似於1956年毛澤東對匈牙利和波蘭起義的反應。先是允許開放言論，意在幫助改正官僚體制中最嚴重的弊端，爭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變的批評者。但是一旦發現對黨的敵意威脅到了黨的領導，就要進行壓制。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1957年開展無情的反右運動斷送了知識分子的擁護，因此他在1980年試圖走溫和路線，既要限制言論自由，又要讓知識分子繼續積極支持現代化。 鄧小平沒有像1957年的毛澤東（在鄧的幫助下）那樣開展全面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但他顯然進行了壓制。在1980年12月的講話中，鄧小平沒有直接否定自己8月的講話，他繼續從正面使用「民主」一詞，但他仍舊堅持「民主集中制」，即黨的決定一旦作出，黨員就要執行。此外，胡喬木的信下發後，鄧小平小心地不再像8月那樣寬厚，他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鄧並沒有放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斷定時機成熟後他才會重提此事，而這個時機直到1986年才到來。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2462-71. Accessed: 7/10/2013
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學生示威大多發源於北京，可是這一次卻始於安徽省省會合肥以及相鄰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位於合肥）副校長的方勵之在這些地方發表的演講。方勵之是一名充滿活力的演說家，不管他在哪裏發表激進言論都會聽眾如雲。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濟大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成功的。」他又說，現在的中國政府是現代形式的封建主義。他向聽眾講述了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家如何衝破教義傳統的束縛，並嘲笑毛澤東稱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富有智慧。他斥責了胡喬木，說如果他懂天體物理學，那麼科學家會歡迎他講話，不然的話他還是少說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安徽省前省委書記、最開明的高層領導人之一萬里想限制一下方勵之，說他已經給了方勵之足夠多的民主。方勵之則回答說，萬里當副總理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他無權決定允許多少民主。 如果方勵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不難及時把他打壓下去。然而方勵之是十分傑出的科學家，是中國試圖培養的知識分子的楷模。他16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學數月後歸國，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吸引一大批熱情的追隨者。當時還不是互聯網時代，但聽眾把他的講話錄音和講稿向各地的朋友傳播。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之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2830-43. Accessed: 7/11/2013
在方勵之點燃了喚醒學生的星星之火後，示威活動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約150個城市。各地領導人承擔著控制學生運動的責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澤民市長出現在大批學生面前。他一開口講話就有學生發出質問，還有些學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於是他停下講話，請學生中間的一些人上台陳述自己的觀點。學生講出自己的觀點後，江澤民說，同學們對西方和中國的差別缺乏足夠瞭解，你們對西方民主的瞭解都是通過翻譯過來的東西，你們應當直接從外文材料去更多地瞭解民主。然後他用英語背誦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這讓很多學生大為折服。此後幾天，由於學生們忙於期末考試，同時上海市政府宣佈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學生遊行也隨之結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江澤民在北京高層領導人那裏得了高分，他們讚賞他平息了示威而沒有發生衝突。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2853-61. Accessed: 7/11/2013
鄧小平知道讓胡耀邦下台會帶來麻煩，因為胡耀邦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職也會讓人們懷疑鄧小平當初選擇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澤東和林彪翻臉使人懷疑毛澤東當初對林彪的判斷是否明智一樣。鄧小平也知道，在獻身改革、爭取知識分子和地方幹部的熱情支持上，沒有哪個人比得上胡耀邦。鄧小平在1986年5月曾問過鄧力群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看法，至少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考慮替換胡耀邦的問題。但鄧沒能預見到對胡耀邦的撤職會在僅僅兩年後胡去世時引發那麼大的騷亂。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叫來，宣佈必須結束對學生運動的寬容態度。他對他們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遞交辭呈的時候到了。 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要開除。⋯⋯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的當權者，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2865-79. Accessed: 7/11/2013
趙紫陽在1月15日也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後來，1989年趙紫陽被軟禁後，他在跟別人的交談和錄音中痛心地表示，雖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對胡的批評並不過分，他和胡耀邦對改革有著一致的看法，並曾合作共事。他說自己「沒有對胡耀邦落井下石」。當時，在1月15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想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2926-34. Accessed: 7/11/2013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擔心停滯的改革派之間的尖銳分歧。兩個最具爭議、作為對立兩派代表的幹部——總書記胡耀邦和他的批評者鄧力群——都被撤職，這使中間派更容易齊心協力繼續推動市場改革和溫和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爭論的關鍵問題在十三大之前的幾年裏就已經轉向更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更多的市場改革。趙紫陽在十三大上進一步推進了這一轉向，儘管鬥爭仍在繼續。鄧小平把他認為過於寬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了台，並沒有破壞中共上層的團結。趙紫陽堅持鄧的四項基本原則，推進鄧的經濟和政治設想，鄧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出之後，趙將有效引導中國走向改革的下一階段。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082-88. Accessed: 7/11/2013
儘管參加絕食示威的學生是在爭取民主，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遵從多數原則。舉止大膽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說，他們有一個協定，哪怕只有一個學生想留在廣場上，運動也要繼續下去。學生們一直舉止得體，升國旗時會莊重地起立唱國歌。但是全社會鋪天蓋地而來的同情，也堅定了他們絕不退讓的決心。看到學生顯然不會離開廣場，閻明復明白這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意味著什麼，也擔心由此給國家帶來的後果，不禁傷心落淚。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641-45. Accessed: 7/11/2013
戈巴卓夫的到訪不僅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轉折點，也是學生運動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鄧小平希望學生能夠聽從向他們發出的愛國主義呼籲，在戈巴卓夫抵京前離開天安門廣場。對鄧小平來說，按中國的條件結束中蘇分裂是一件大事，絕不能放棄把天安門廣場作為舉行歡迎儀式的地點。可是學生卻不願讓步。當時鄧小平不想派軍隊進來，讓可能導致的衝突破壞戈巴卓夫的訪華。但是，當學生們在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固執地不離開天安門廣場時，鄧小平認為他們做得太過分了。他準備動用軍隊。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698-703. Accessed: 7/11/2013
李鵬和姚依林馬上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儘管胡啟立也表達了一些顧慮，但只有趙紫陽明確反對。趙紫陽發言時，有人提醒他少數要服從多數。趙紫陽回答說，作為黨員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個人意見。趙紫陽意識到，作為總書記，將要由他來宣佈實施戒嚴並監督它的執行。他擔心這種動用軍隊——即使是不帶武器的軍隊——的決定只會給衝突火上澆油。 會議一結束，趙紫陽就請他的助手鮑彤為他準備一份辭職信。趙紫陽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執行戒嚴令，而這一決定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但是他也堅信自己的決定將使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與家人吃晚飯時，他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 當天晚上趙紫陽尷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沒有鄧小平在場的情況下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趙紫陽在會上宣佈，他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他說，告別的時候已經到了。 次日凌晨5點，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了他對學生的關切。在負責監視他的李鵬的陪同下，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說：「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趙紫陽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的情景。他說，他也年輕過，也參加過遊行，並不想後果會怎樣。但他勸說學生放棄絕食，愛惜身體，以便積極參加四化建設。有些聽眾把趙紫陽的講話解釋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護學生。這是趙紫陽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873-88. Accessed: 7/11/2013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佈。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佈對他的任命。鄧小平表揚了江澤民的果斷行動：他以巧妙的方式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而沒有引起過激反應。江澤民從1983年到1985年當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曾在1985年向鄧小平彙報工作。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時，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接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江都很瞭解。他已經作為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工作了三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務。此外，他立場堅定，致力於改革，瞭解科技，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這些都是鄧小平認為領導國家所需的重要品質。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3962-69. Accessed: 7/11/2013
參加1989年示威的學生以及較年長的知識分子，像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一樣，對國家的命運懷有一種很深的責任感。然而，這些學生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多少校園之外的經驗。與1940年代後期的學生不同，他們沒有用多年時間建立奪權組織；也不同於1980年代初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和文革的鬥爭，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鍛煉。他們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才華的學生，但卻只接受過考試的訓練，而缺少人生歷練。他們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裏備受愛護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這些學生成長的這段歷史時期，並沒有為獨立的政治活動者提供空間，讓他們形成組織並檢驗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組織的成員，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領導者不斷變化，參與者鬆散結合。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展現了傑出的判斷力和戰略規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即興辯才和敢作敢為。留在廣場上的人始終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國家領導人會承認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高尚情操，與他們對話，認同他們對國家的關心是正當的，並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為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這一代和後來的學生們，都從這次可悲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跟國家領導人直接對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應，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與蘇聯和東歐的抗議學生不同，中國的學生在「六四」之後不再跟共產黨對著幹了。很多學生逐漸相信，只有通過緩慢地建立基礎，通過改善更多人的經濟生活，通過加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逐漸形成對民主和自由的經驗，才能取得進步。甚至很多不是黨員的學生也承認，領導人當時面臨著國家失控的危險，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促進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穩定。很多人相信，儘管有腐敗和自私的幹部，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它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他們希望，接下來幾十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能為自由社會形成一個更牢固的基礎。同時，絕大多數學生運動活躍分子都放棄了集體行動，專注於追求個人前程。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裏，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4126-55. Accessed: 7/11/2013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月20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制。 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1988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制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1986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制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 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1989年5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1989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很難在控制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4196-238. Accessed: 7/11/2013
天安門悲劇過去三周後，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肯定了過去兩個月為制止動亂採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當的。全會公報讚揚了鄧小平等老幹部面對動亂時發揮的作用，讚揚了軍隊和警員的貢獻。全會還正式批准了高層的人事變動。趙紫陽被免去一切職務，任命江澤民為黨的總書記，宋平和李瑞環得到提拔，與江澤民、李鵬和喬石共同組成了政治局常委會。新的領導班子表示，要繼續沿著鄧小平及其同事開闢的道路前進。江澤民在全會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了要堅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目標：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然而大問題依然如故：很多中國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黨內元老則毫不動搖，認為維持秩序必須收緊控制，如何彌合雙方的鴻溝？對於瞭解鄧小平的人來說，他採取的戰略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也就是說，他對知識分子實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籲不予理睬，並且他要讓群眾相信現行的制度最適合當前的中國。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4413-22. Accessed: 7/11/2013
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的崩潰表明，共產主義世界的年輕人已經失去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和共產黨正統學說的信仰。鄧小平和他的黨內元老們認識到，不能再指望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動中國的年輕人了。儘管鄧小平本人支持過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但它也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引起年輕人的共鳴了。 為了贏得中國年輕人的心，需要用什麼來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愛國主義。67強調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在1940年代就是宣傳的主題，而且從未消失過。但是它在195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只起著次要作用。當鄧小平在1980年代試圖加強與西方的關係時，它已經趨於沒落。然而在1989年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出現了針對外國制裁的普遍的愛國主義反應。在很多西方人看來，對中國的制裁是對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國領導人進行抨擊的一種方式，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制裁傷害的卻是全體中國人。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此時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反過來說，批評共產黨事實上就是不愛國。出現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時機很有利。在鄧小平時代，正如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種「對中國歷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澤東視為剝削者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曾是受批判的歷史人物，而在鄧小平時代逐漸被重新解釋為「那個時代的進步力量」。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更易於用較客觀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了；過去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歷史人物，又成了具有優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質的人。在1980年代末，甚至國共內戰時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也開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對待，雖然毛澤東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1989年之後，中宣部利用這種趨勢，鼓勵年輕人以中國歷史為榮。正如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談到中國思想狀況時所說，即便在1980年代中國人批判自己的傳統、崇拜西方時，「在叛逆的言辭背後⋯⋯也跳動著新一代熱血青年躁動不安的心，他們懷著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為中國人的自豪」。即使沒有愛國主義教育，到1980年代末時很多中國人已經認識到，1978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以後，中國人過於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傳幹部所說，有些年輕人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但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人自然而然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後外國人的制裁和批評，為鄧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強化這種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天安門悲劇後的幾周內，鄧小平開始強調他的愛國主義教導。中宣部巧妙地宣傳外國人的反華言論，使很多中國人、甚至包括主張民主的學生感到憤怒。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1994年後改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做法被廣為宣傳，將民眾的怒火引向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外國拒絕向中國提供現代技術，被說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國分享現代化成果。外國人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做法，被說成是外國列強企圖削弱中國的陰謀。西方對臺灣的支持和對中國主張南沙和東海島嶼主權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國民眾作出的解釋中，被說成是遏制中國的例證。諸如此類的宣傳取得了預期的效果。1989年後的幾年裏，當初高呼口號反對政府腐敗和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學生，也開始支持黨和政府。他們喊出了反對外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責中國。 在喚起年青人的愛國主義方面，特別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體巧妙地宣傳外國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對北京主辦奧運會的言論。國家主席楊尚昆在1990年向國際奧委會宣佈中國將申辦奧運會後受到外國的抵制，這讓年輕人怒不可遏。1989年時反政府的年輕人，現在又熱烈支持政府有關中國受到其他國家苛待的說法。 在這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過於重拾抗戰時期的反日宣傳。當日本政客參拜供奉著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官兵的靖國神社時，或是當極右翼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時，即使這種事在日本並沒有多少人在意，他們的言論仍會被公佈在中國的媒體上，引起強烈的反日情緒和對中國領導人的支持。 1991年底，中宣部還制訂出一套更加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利用教科書、講演和媒體。1991年11月發佈了〈充分利用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文件。後來又下發了〈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通知〉。這兩份文件的重點都是教育那些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或內戰的青少年。 天安門悲劇之後鄧小平批評外國實行的制裁，沒有紀錄表明他在1992年退休前反對宣傳部門激發愛國主義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傾向。中國存在著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陷入分裂的危險，因此需要作出認真的努力重新贏得年輕人的支持。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也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鼓勵的範圍，而且在他退出政壇後愈演愈烈。隨著外國在1990年代逐漸減少制裁，中國必須在這種排外的愛國主義與努力恢復鄧小平在1977年以後建立的對外友好關係之間取得平衡。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4709-56. Accessed: 7/12/2013
在珠海，鄧小平召開了一個表面上與軍事規劃——在江澤民領導下，這項工作又熱了起來——有關的會議。鄧小平把他在武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次：「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鄧小平在珠海出席的這次有關「軍事規劃」的會議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喬石主持的。由於喬石分管國內治安，開這樣的會也順理成章，但喬石也被很多人認為具備擔任最高領導人的素質，是江澤民的潛在競爭者，所以這次會議也可能和中國的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有關。對江澤民來說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出席會議的還有國家主席兼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和另一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將軍。到會還有楊尚昆的弟弟、解放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這些幹部都與安全問題有關，但他們對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也與鄧小平意見一致。中國出版的有關鄧小平南巡的書中沒有提到珠海會議，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中也沒有相關紀錄。這種省略不難理解，中共領導人不想向群眾透露黨內矛盾。但是，會議的與會者和珠海的觀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從江澤民在會後幾周內的反應中得到了證實。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122-33. Accessed: 7/12/2013
正如鄧小平計劃的那樣，中共十四大也標誌著任期終身制的結束。為老一代革命家表達意見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緩解了他們從一線退下來後的心情——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正式解散。不但鄧小平，而且包括鄧小平的對手陳雲在內的老一代領導人，全都退出了政壇。此後，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年當選的另一些擔任重要職務的幹部，都是根據鄧小平的人事政策——把在原來的崗位表現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崗位——選出來的。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296-300. Accessed: 7/12/2013
鄧小平知道，他對1989年天安門示威運動的處理方式，會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點。無論國內國外，很多人認為他在1989年6月過分關心維護社會秩序、同意向街頭的無辜百姓開槍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他們認為他有機會推動民主事業，卻沒有作出足夠的努力。他沒有解決腐敗和不平等的這類根本問題。相反，為鄧小平辯護的人則讚揚他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他為維持國家的統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對天安門悲劇的看法如何，很多人欽佩他以87歲高齡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的步伐的舉動。確實，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裏，鄧小平看到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仍遵循著他所制訂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推動著中國的進步。最後幾年他與家人一起度過，並受到黨和人民的愛戴。他引導中國完成了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的現代化經濟強國的艱難過渡。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鄧小平曾說，他要讓人們記住一個真實的他。他希望人們好好地記住他，但不想讓人們像吹捧毛澤東那樣為他大唱讚歌。毛主席自視為功高蓋世的皇帝，鄧小平則從不自視為「天子」。他只想讓人們記住他是一個凡人，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1994年春節。此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再也沒有力氣參加會議了。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歲，死因是帕金遜綜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簡單樸素。毛澤東的遺體經過處理後被安放在專門建立的毛主席紀念堂供人瞻仰。但不會有鄧小平紀念堂。2月25日，大約一萬名經過挑選的黨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鄧小平的追悼會。江澤民強忍著淚水唸完悼詞。追悼會通過電視做了轉播，有關鄧小平生平的報道在此後數天一直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按照鄧小平的遺願，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被捐出供醫學研究，遺體被火化，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344-64. Accessed: 7/12/2013
維持統治的合法性。毛澤東靠打贏內戰，趕走外國帝國主義和統一全中國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獲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亂之後恢復秩序，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這個新的時代，鄧小平的接班人該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壓力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敗的氾濫，也沒有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採取更多的措施。克服這些問題將來有可能變得更為困難：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面對的風險是，很大部分人還沒有機會享受早先經濟增長時期帶來的好處，經濟就陷入滑坡。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必須從經濟增長以外尋找合法性來源，抓緊在解決某些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減少腐敗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醫療和福利，想辦法證明在選拔官員時是尊重民意的。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loc. 15845-53. Accessed: 7/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