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35]毛明知将段等定为「 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 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 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175-1192. Accessed: 3/18/2020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41]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 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 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332-1352. Accessed: 3/18/2020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696-1701. Accessed: 3/18/2020


勿庸置疑,周恩来对于苏区肃反造成严重后果方面,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肃反问题上,周与毛的态度有着显着的差别。种种迹象表明, 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己的嫌疑。周恩来正是因为从理念出发,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团」和富田事变后,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左祸。然而,毛则是极端的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发动在前,周支持在后。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2080-2086. Accessed: 3/18/2020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苏区肃反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无所知,却从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大谈苏区「肃ab团」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王明甚至认为1932年后中央肃反已不如过去那般坚决有力了,批评苏区中央局「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惕性有减弱的倾向」。 [87]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这番话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只是现在形势已大变。 1932 年后,毛泽东不再位居中央苏区核心决策层,他已不需要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党内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几年后,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2223-2236. Accessed: 3/18/2020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2548-2557. Accessed: 3/19/2020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138]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139]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2865-2876. Accessed: 3/21/2020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020-3026. Accessed: 3/21/2020


会理会义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026-3030. Accessed: 3/21/2020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038-3046. Accessed: 3/21/2020


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155]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056-3067. Accessed: 3/21/2020


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115-3129. Accessed: 3/21/2020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130-3139. Accessed: 3/21/2020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327-3335. Accessed: 3/21/2020


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180]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356-3373. Accessed: 3/21/2020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748-3752. Accessed: 3/22/2020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212]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213]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214]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215]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216]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217]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849-3883. Accessed: 3/29/2020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231]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232]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233]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234]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3971-4007. Accessed: 3/29/2020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283]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 [284]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4466-4483. Accessed: 3/29/2020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338]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124-5136. Accessed: 3/29/2020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144-5158. Accessed: 3/29/2020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239-5243. Accessed: 4/11/2020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343-5359. Accessed: 4/11/2020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481-5488. Accessed: 4/11/2020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5862-5870. Accessed: 4/11/2020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402]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6097-6117. Accessed: 4/11/2020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6388-6395. Accessed: 4/11/2020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阎红彦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 [437]阎红彦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馀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彦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彦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438]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6830-6855. Accessed: 4/11/2020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7505-7516. Accessed: 4/11/2020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516]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517]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518]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519]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520]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521]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522]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523]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7847-7909. Accessed: 4/11/2020


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529]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7997-8010. Accessed: 4/11/2020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人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055-8083. Accessed: 4/11/2020


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094-8097. Accessed: 4/11/2020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551]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552]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553]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6 [554]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385-8427. Accessed: 4/11/2020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7 [555]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556]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428-8445. Accessed: 4/11/2020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559]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462-8489. Accessed: 4/11/2020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567]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568]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691-8723. Accessed: 4/11/2020


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738-8744. Accessed: 4/11/2020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573]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574]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804-8824. Accessed: 4/11/2020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8911-8940. Accessed: 4/11/2020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9164-9171. Accessed: 4/11/2020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9290-9301. Accessed: 4/11/2020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619]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620]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621]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622]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9405-9432. Accessed: 4/11/2020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1229-11237. Accessed: 4/12/2020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1698-11712. Accessed: 4/12/2020


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774]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1781-11787. Accessed: 4/12/2020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808]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2548-12560. Accessed: 4/12/2020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895]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896]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3449-13462. Accessed: 4/12/2020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974]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4461-14471. Accessed: 4/18/2020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4665-14670. Accessed: 4/18/2020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5225-15235. Accessed: 4/18/2020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1054]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1055]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1056]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5437-15463. Accessed: 4/18/2020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Kindle Edition. loc. 15985-15997. Accessed: 4/18/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