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很不喜歡這個說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3-48. Accessed: 12/29/2013
高素華說：「我們氣象學者不用『風調雨順』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說法，我們只是用數據證明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95-96. Accessed: 12/29/2013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採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毛澤東此舉，一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以要挾美國，這令赫魯雪夫十分惱火。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39-42. Accessed: 12/29/2013
蘇共對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因此，中國就大張旗鼓地批判赫魯雪夫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赫魯雪夫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大慶，在這期間，他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對美政策、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發生了爭論。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5-47. Accessed: 12/29/2013
大躍進、大煉鋼鐵、炮擊金門，使赫魯雪夫憂心忡忡。他更怕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在台灣海峽製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台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兩黨決裂勢不可免。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顯然這次合同的撕毀不是大饑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建成投產，達到了每五分十二秒生產一台拖拉機的設計水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若干項目合併建設，總數改變為一百六十六個。這些項目，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一百一十三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一百二十五個企業的建設。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8-53. Accessed: 12/29/2013
一九六○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要求華沙條約締約國家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唱了反調，並且在中國報刊上發表了這個發言。在會議結束後的招待會上，赫魯雪夫喝了酒之後就開始罵人。他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二月六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斯別洛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向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的，對內政策是主觀唯心論；說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是違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線。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對赫魯雪夫進行反擊，於是，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一九六○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雪夫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毛澤東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激烈的回應。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專家合同三百四十三個，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並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多人。據中國官方宣傳，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撕毀的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把中國的大饑荒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八日，劉少奇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三週年慶典，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兩國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沒有完全中斷。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60-75. Accessed: 12/29/2013
蘇聯向中國提供六十六億舊盧布的貸款中，軍事貸款總計六十二．八十八億盧布，佔五十年代全部貸款的九十五％。其中，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佔比例大約四十八％。經濟貸款，如果不算一九六一年的三．二百九十六新盧布蔗糖貸款（合十四．六億舊盧布），則不到三．三億舊盧布。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95-98. Accessed: 12/29/2013
沈志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饑荒提供的援助的資料。一九六一年三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一百萬噸小麥和五十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三．二百九十六億新盧布。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一九六五年全部還清。到一九六四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五十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1-26. Accessed: 12/29/2013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十八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八十億盧布計算（即前面說的七十九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五億，照此算需十六年才能還清。如果按八億計算，則要十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要爭取五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6-34. Accessed: 12/29/201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零六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八十九億新盧布，剩下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這裡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是摘要，沒有發佈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六十六．七億元，其中一九六一－－一九六四支出的為三十五．五億元，佔五十三％。」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34-43. Accessed: 12/29/2013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裡回憶說：一九六二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0-57. Accessed: 12/29/2013
中國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在大饑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7-59. Accessed: 12/29/2013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505-8. Accessed: 12/29/2013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覆，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雪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沈志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562-68. Accessed: 12/29/2013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616-21. Accessed: 12/29/2013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一下。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624-34. Accessed: 12/29/2013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634-44. Accessed: 12/29/2013
「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691-93. Accessed: 12/29/2013
在一月十二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五十米。」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十三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一月十三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十六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臥不安。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00-710. Accessed: 12/29/2013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94-97. Accessed: 12/29/2013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21-27. Accessed: 12/29/2013
毛澤東在五月十七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志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一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三十％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60-69. Accessed: 12/29/2013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959-63. Accessed: 12/29/2013
從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一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一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麼沒有糾錯機制？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一九五八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963-71. Accessed: 12/29/2013
要瞭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瞭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一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一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972-76. Accessed: 12/29/2013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一億一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1027-32. Accessed: 12/29/2013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一九五八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一九五八年就佔七．七十二％（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1724-28. Accessed: 12/29/2013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七十戶人家，就有六十四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一九六○年一月到十二月，就有二百四十一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二百六十五人被扣飯，二百三十戶被搜查，九十九人被罰苦工，六十八人被罰款，二十七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十七人，致殘者三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1728-36. Accessed: 12/29/2013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天頂上。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068-77. Accessed: 12/29/2013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不瞭解真實情況，跟風起哄；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哄，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077-83. Accessed: 12/29/2013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裡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093-96. Accessed: 12/29/2013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瞭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一百二十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左土右龍）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264-71. Accessed: 12/29/2013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二十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283-92. Accessed: 12/29/2013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298-2302. Accessed: 12/29/2013
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351-56. Accessed: 12/29/2013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導，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 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瞭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刮了起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366-84. Accessed: 12/29/2013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他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384-87. Accessed: 12/29/2013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佈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553-55. Accessed: 12/30/2013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一九六一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578-81. Accessed: 12/30/2013
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一九五八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703-7. Accessed: 12/30/2013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借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2918-20. Accessed: 12/30/2013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一百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零七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二十二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八百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五十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二千五百萬噸，而一九五九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九．二十六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二十－－四）。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一．二噸原糧。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貿易糧相當於五百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一百六十四公斤，一九五七年為二百零四．五公斤。按一九五七年的標準算，五百萬噸原糧足夠二千四百五十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九六○年，還繼續出口糧食二百七十二．零四萬噸。一九五九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一九六○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二十－－五）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二．六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025-45. Accessed: 12/30/2013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從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一共開了四十六天。八月二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一九五八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一九五九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三十％，即可以減少七十％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佈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六百六十五萬人，可以少餓死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187-92. Accessed: 12/30/2013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303-6. Accessed: 12/30/2013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50-58. Accessed: 12/30/2013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58-62. Accessed: 12/30/2013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62-64. Accessed: 12/30/2013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76-80. Accessed: 12/30/2013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歷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80-89. Accessed: 12/30/2013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祇砸死」。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653-59. Accessed: 12/30/2013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裡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儲備。六月底的存糧只有三百一十億斤。去年增加了二千零一十萬人。按「一五」經驗，一元貨幣比九．六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一九五六年一比八．八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洩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705-15. Accessed: 12/30/2013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七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744-47. Accessed: 12/30/2013
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三十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763-67. Accessed: 12/30/2013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誌」。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798-3807. Accessed: 12/31/2013
八月四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黨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3820-28. Accessed: 12/31/2013
廬山會議加劇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109-11. Accessed: 12/31/2013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04-7. Accessed: 12/31/2013
一九四九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五十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77-79. Accessed: 12/31/2013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借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五千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95-4300. Accessed: 12/31/2013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300-4303. Accessed: 12/31/2013
浮誇風是從一九五八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導，說是畝產小麥二千零一十五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六月八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零一十五斤； 六月九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五十七斤；湖北襄陽，七百萬畝小麥畝產一五○○－－二千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六月十二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 六月十五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國，五千一百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七千三百二十斤； 九月二十二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二千七百九十七米的一個農場畝產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兩。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17-30. Accessed: 12/31/2013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七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導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七月十二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江西波陽，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一萬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四萬三千零七十五斤九兩； 九月五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六萬零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30-40. Accessed: 12/31/2013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二十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42-48. Accessed: 12/31/2013
為了證明農民手中還有糧食，科學家錢學森又以科學為證。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錢學森又在《知識與力量》八、九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按照中國的平均緯度，接受的太陽能轉換成碳水化合物的乾物質，每畝糧食產量應為七．八萬斤，扣除陰天和非生長季節，也應有三．九萬斤。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4767-70. Accessed: 12/31/2013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150-53. Accessed: 12/31/2013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一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165-75. Accessed: 12/31/2013
二○○○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192-96. Accessed: 12/31/2013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一九五○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一九七二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森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196-7202. Accessed: 12/31/2013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桿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314-16. Accessed: 12/31/2013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一九五四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一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一九五八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338-45. Accessed: 12/31/2013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381-83. Accessed: 12/31/2013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468-71. Accessed: 12/31/2013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473-77. Accessed: 12/31/2013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製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一個政權強大。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一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一章中已有闡述。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484-90. Accessed: 12/31/2013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像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515-18. Accessed: 12/31/2013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531-34. Accessed: 12/31/2013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534-37. Accessed: 12/31/2013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583-91. Accessed: 12/31/2013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592-98. Accessed: 12/31/2013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609-14. Accessed: 12/31/2013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623-28. Accessed: 12/31/2013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669-78. Accessed: 12/31/2013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687-96. Accessed: 12/31/2013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一千五百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745-58. Accessed: 12/31/2013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裡，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758-66. Accessed: 12/31/2013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借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他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7830-42. Accessed: 12/31/2013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193-99. Accessed: 12/31/2013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匯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一九七○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375-86. Accessed: 12/31/2013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389-94. Accessed: 12/31/2013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雪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一九六○年四月，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五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雪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雪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雪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九六三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共寫了九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一九五八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一九六○年，但長期不公佈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一九七七年九月他訪問北京時公佈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你們幹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431-65. Accessed: 12/31/2013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二十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465-71. Accessed: 12/31/2013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權限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裡扎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杨继绳, 墓碑 卷下. Kindle Edition. loc. 8472-87. Accessed: 12/3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