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我们台湾这些年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時,蘇聯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鼓勵小農、小工商業、甚至較大企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則致力於發展重工業。蘇聯也請外國人來投資。跟當時不少人一樣,鄧小平認為這種經濟體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允許私人企業和鼓勵外國投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類似於鄧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當政時實行過、後來又在1980年代再次採用的政策。 還在莫斯科時,21歲的鄧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非同尋常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終生未曾改變。不妨舉個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

发条女孩

「不是针对你个人。」 「对,这只是我一生的工作。」他干笑着,喉咙里发出咔咔的声音,让人联想到二代结核病的早期症状。包括耶茨在内的所有农基公司人员都注射过抵抗最新变种的疫苗,若不是安德森知道这一点,恐怕一听到这种声音他就要逃到房间外面去了。 「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才把这里建成,」耶茨说,「而你却说这不是针对我个人。」他朝办公室的窗户挥了挥手,透过窗玻璃能看到楼下的工作车间。「我发明的扭结弹簧只有拳头大小,却能储存十亿焦耳的能量,容重比是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的四倍以上。我保护着能源储存的革命性进展,而你却准备将它一脚踢开。」他坐在那里,身体前倾,「自从汽油枯竭以来,这是最具备便携性的能源。」 「问题在于这东西你还不能生产出来。」 「已经很接近了。

Mostly Harmless

银河系的历史被整得有些稀里糊涂的,原因有很多:一部分在于那帮试图把它记录下来的家伙有点糊涂了,但同时也因为确实发生了不少稀里糊涂的事儿。 Douglas Adams, Mostly Harmless. Kindle Edition. loc. 2-3. Accessed: 6/15/2013 春天同样名不副实。纽约人多半喜欢叽里呱啦地吹嘘他们的春天有多么好,可如果他们当真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春天的好处,他们就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至少五千九百八十三个地方,它们的春天全比纽约强,而且这还只是统计了同一个纬度。   不过呢,秋天,它绝对是最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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